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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品读永州》道州篇之绍基故里东门村(节录)

    编辑:system |   |  浏览量:10497 次  |  2016-11-02

    2013116日,在中国永州新闻网(永州市委市政府新闻门户网站)上看到发表于2012111211:31:18题为“《品读永州》道州篇之绍基故里东门村”及“《品读永州》道州篇之书法风尚”等视频文件,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仔细观看了这些由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拍摄制作的纪录片。

    ……

    在此所作的指证只限于涉及何凌汉家族的内容,其他与何凌汉家族无关的史实问题不作考证。

    第一、东门村内所谓的“明清建筑”,与历史背道而驰的谬论。

    道县文物管理所唐忠勇所长在201299日接待36名永州籍游客时就郑重声明:“整个绍基故里,经历了最为严重的“四次破坏”:一是太平军据扎五十九天,二是日本军实行了轰炸摧毁文物,三是文革时期破四旧、四是改革开放,农民增收拆老屋建新房,保持下来的原物基本上没有了”。

    片中所云:“这些明清建筑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试问,“东门村明清建筑”从何而来?有何确凿的史料依据?20111月湖南省人民政府认定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何绍基故里古建筑群”是不是也存在臆造历史、欺骗政府、愚弄世人的行为呢?

    为唐忠勇所长实事求是、正视历史的勇气喝彩。

    第二、“‘东洲草堂’始建于元末明初”,杜撰与愚弄的典范

    片中所云:“‘东洲草堂’始建于元末明初”。

    何绍基著《东洲草堂诗抄》卷二十四《鹤鸣轩》(作于同治壬戌年1862年时年64岁)中明确记载:“鹤鸣轩本先公授经地,昔年居此。因门对东洲山,复榜曰“东洲草堂”并题“诗境”匾,补放翁古迹。构小轩于新买橘园之前,修谱其中,题曰“谱轩”。东厢有小池,石梁跨之,先公题“望瀛”二大字。东南方余建六角亭,题曰“环秀”。今书房各景俱毁,惟石梁及六角亭在耳。”

    何绍基于1851年复建先父母的故居“鹤鸣轩”以示对父母的怀念,并附加上自己的堂号即“东洲草堂”,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

    片中又云:“后来何绍基在四川做官以后,仿杜甫草堂改作‘东洲草堂’”。

    查阅何绍基存世的著作以及清史史料可以得知:第一、何绍基于1851年复建先父母的故居“鹤鸣轩”以示对父母的怀念,并附加上自己的堂号即“东洲草堂”;第二、“东洲草堂”于1852年(农历)4月至6月被太平军全部烧毁;第三、据绍基撰《授四川学政谢折》云:“本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四川学政着何绍基去,钦此。’……咸丰二年八月初九日奏。”

    上述史据均来自于何绍基本人的存世著作。由此确凿无疑的史实可以证实,何绍基前往四川出任学政启程时他亲自修造的“东洲草堂”已经于三四个月前被太平军全部烧毁了。何以存在何绍基任四川学政在先,修造“东洲草堂”在后这等谬论?

    片中又云:“(何绍基)‘因言事罢官’赋闲回到家乡东门村”。

    可以查证的历史事实是:何绍基受地方黑恶势力诬陷被皇帝罢官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六月八日,绍基交印于四川总督黄寿臣)。此后直到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正月二十五日到达永州,正月三十日抵道州故居地,也是绍基此生最后一次回道州;二月初十日,绍基同王继斋游紫霞洞、玉琯岩。作诗《九疑山磨崖刻》。由此可见,1862年返回故里时局上一次返回时也有十一年,所以根本不存在“赋闲回到家乡东门村”之说。1862年返回道州时只居住了补足十日,又怎能有“仿照杜甫草堂建了个书房,故名东洲草堂”的时间呢?

    在片中大言不惭地将“东洲草堂”的修建年代前移至“元末明初”,顺便又将何绍基重要的人生履历彻彻底底修改了一下。

    第三、何凌汉夫妇故居、家塾,何绍基、何绍业、何绍祺兄弟的出生地“鹤鸣轩”的历史演变

    片中云:“鹤鸣轩”始建于元末明初。

    历史资料中可以查阅到与“鹤鸣轩”有关的史记为:

    李元度撰《何文安公事略》云:“公讳凌汉,……设教于家塾鹤鸣轩,教法详尽,从游者自运至,轩庭至不能容。”

    绍基撰《儿归来篇二十首》其中诗文曰:“父老道我前,寓此鹤鸣轩。轩中亦何有?但有图与史。……”;“开轩纵遐睎,门对东州山。……吾父居此久,流风有馀馥。……”;“……还家如做客,敝庐无一椽。……

    绍基撰《鹤鸣轩》记曰:“鹤鸣轩本先公授经地,昔年居此。因门对东洲山,复榜曰‘东洲草堂’并题‘诗境’匾,补放翁古迹。构小轩于新买橘园之前,修谱其中,题曰‘谱轩’。东厢有小池,石梁跨之,先公题‘望瀛’二大字。东南方余建六角亭,题曰‘环秀’。今书房各景俱毁,惟石梁及六角亭在耳。”

    由上述确凿的史据可以证实,第一、“鹤鸣轩”家塾就是何凌汉夫妇的故居,同时也是何绍基、何绍业、何绍祺兄弟的出生地;第二、既然“鹤鸣轩”也仅是何凌汉在道州时开设私塾时起的堂号而已,那怎么可能为“元末明初”始建呢? 第三、“鹤鸣轩”在何凌汉全家迁居京城后就不存在了,就此也能证实“鹤鸣轩”仅仅是何凌汉家族的私宅,“鹤鸣轩”不可能是东门村村民的公用建筑。

    有上述确凿的史据可以证实,“‘鹤鸣轩’始建于元末明初”纯属自欺欺人、愚弄世人的杰作。

    第四、关于所谓的“何绍基故居”肆意妄为的欺骗和愚弄

    ……

    在何绍基诗文集中所有关于道州父母故居的位置记载,都是指向“鹤鸣轩”遗址那片空地。

    在何绍基著《东洲草堂诗抄》卷二十四(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三十日到家,与翼堂、雨亭两叔父连夜话》中回忆曰:“作客如在家,还家如作客。……咸丰岁辛亥,半载东门宅。祠堂及书塾,同日启三役。少壮职监工,长老董册籍。佥云百年来,重构若新辟。……焚掠经屡番,辛劳付一掷”文中对咸丰辛亥(1851年)回乡之情况作了回述,也对曾经修复的祖屋被贼逆焚毁,深表痛惜。

    在《东洲草堂诗抄》卷二十四《正月三十日到家,与翼堂、雨亭两叔父连夜话》中又述:“昔归皆住大书房,今为贼毁,借住小书房,值塾师应试往府也。”这就是说,上次归来曾经过的大书房(即“鹤鸣轩”、“东洲草堂”)已经在1852年被太平军毁灭了,这次住的的小书房本是塾师的住所,恰好此时塾师外出应试去了,何绍基也就暂时在此居住了几日。

    在《东洲草堂诗抄》卷二十九《诗境篇,为杨海琴观察作》中曰:“壬戌(1862年 同治元年 壬戌 64岁)始回州扫墓,瞻寻鹤鸣旧社,唯环秀亭尚在,其余屋庐荡尽,林木一空。盖壬子之夏,俱毁于粤逆矣。”

    在何华玲、何国祥等人编著的《何绍基故里·谱书》中也以意图的形式标注了何凌汉夫妇居住地(即何绍基、何绍业、何绍祺出生之地)的具体位置。这两张图纸上的位置标注与何绍基诗文中的记述完全一致。

    201299日道县政府官员(道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唐忠勇)在代表道县县委、县政府接待36位永州籍访客时,明确承认这处所谓“何绍基故居”为虚假文物。

    网名“金牌主持”(实名陈瑜)原文摘录:“步行二十多米,进入了一栋很小的木制结构“绍基故居”,道县文物管理所的领导在此等候我们,一一握手之后,开始向我们讲解:其实这个还不是真正的故居,是县政府后来征集的一座民房,经过翻修改名为“绍基故居”,整个绍基故里,经历了最为严重的“四次破坏”:一是太平军据扎五十九天,二是日本军实行了轰炸摧毁文物,三是文革时期破四旧、四是改革开放,农民增收拆老屋建新房,保持下来的原物基本上没有了,文管部门也道出了其中的无奈”。

    由此可以确凿证实,在东门村不但所谓“何绍基故居”是虚构的,连村内其他标榜为“明清建筑”的房舍也都是虚构、臆造的。

    生活在长沙的何凌汉嫡系后裔也能证实,在东门村早已没有任何与何凌汉有关的房舍。这位后裔将起诉中共道县县委、道县人民政府对其父何积熙的诽谤与侮辱。

    片中所述“何绍基在八岁之前一直居住在这里”,也没有任何史料依据。1801年年末何凌汉辛酉科考取拔贡生,入都供职,绍基、绍业时年三岁,何凌汉离家之前就将廖夫人及绍基、绍业、绍祺三子送往西乡小坪村廖夫人娘家居住。绍基撰《先妣廖夫人墓志》云:“嘉庆辛酉,先公以拔贡入都,时绍祺甫生,母携儿就育于舅氏。”绍基撰《家母廖夫人八十生辰征诗文事略》云:“……嘉庆辛酉,绍祺甫生,先公以拔贡入都,母氏携三儿育于西乡舅氏。”直至1805年何凌汉高中探花返回故里接全体家眷时,才将廖夫人及绍基、绍业、绍祺从西乡小坪村接回东门村暂居,绍基、绍业时年七岁。绍基撰《先妣廖夫人墓志》云:“乙丑,先公登第假归,吾母始受命服归东门。”1806年何凌汉即携全家永久迁居京城。绍基撰《家母廖夫人七十生辰征诗文事略》云:“岁乙丑,家君及第归,携偕北上京居,操作如在乡里。”由此可见绍基、绍业在东门村居住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三年。可见“何绍基在八岁之前一直居住在这里”纯属痴人说梦。

    在此可以郑重告知天下,在何凌汉、何绍基、何绍业、何绍祺的故居地道县东门村截止到1852年太平军离开道县时,何凌汉家族在此地已经没有任何房产了,现在东门村内所有标称与何凌汉家族有关系的房舍均为中共道县县委、道县人民政府虚构假冒、欺骗政府、愚弄世人的伪造“文物”。

    目前,在东门村只可以见到何绍基于1851年修造的“环秀亭”石雕构建散落田间。

    “环秀亭”石雕构建散落的位置才是何凌汉、何绍基故居遗址的位置。

    第五、关于所谓的“相府”,缺乏历史知识的象征

    ……

    历史知识:“丞相”是封建官僚机构中的最高官职,是秉承君主旨意综理全国政务的人。有时称相国,常与宰相通称,简称。何凌汉家族没有人官至“丞相”,那“相府”又从何而来呢?

    1994年版的《道县志》上的“第二十六篇第六章 文物胜迹”及“第三十二篇 第一章 人物传”等章节均没有看到关于“相府”或“何凌汉相府衙门”的只言片语。按照何凌汉(何绍基、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家族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影响力以及在道州历史上的知名度,那么一切现存的与何凌汉(何绍基、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家族有直接关系的物品都应该得到重视与保护,怎么可能在《道县志》中没有任何的记载呢?

    在道县何华玲、何华珍等人(这些人均与何凌汉没有血缘关系)撰写的《何绍基故里·谱书》第278页“何凌汉”一节中就赫然写着:“治家严肃,如官廉俸所余,置祭田、义田与接济亲朋,重修道州学宫只用余钱捐银300两,故乡的进士楼,探花第,鹤鸣轩都是祖先所建,后人所修,他别无私产。”

    既然何凌汉家族在道州没有任何私产遗存,那如今又为何将与何凌汉家族毫无关系的房舍安排在何凌汉家族名下呢?

    所谓“何绍基故居”门前悬挂的落款为息柯(杨翰)的“相府”二字,百分之百不是杨翰真迹,杨翰在当时来讲也是高官,他绝不可能做出这等绝顶荒唐的举动。

    201296日,湖南省文物局以公函的形式(并抄送永州市文物管理处)明确要求道县人民政府“切忌随意冠以‘旧居’、‘故居’、‘相府’等,……现在不规范的陈展内容应马上撤除,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议。”

    由湖南省文物局的文件可以明确“故居”、“相府”等臆造虚构的“文物”,是彻头彻尾篡改历史、欺骗政府、愚弄世人的实证。

    第六、关于何凌汉任“四部尚书”的讹传

    何凌汉一生的历史都在清史中有明确记载。何凌汉曾先后任工部尚书、吏部尚书、户部尚书。

    片中所述何凌汉曾任“四部尚书”纯属杜撰臆造、篡改历史、欺骗世人的行为。

    缺乏历史知识的状态彰显无遗。

    第七、关于何凌汉仙逝时的职务

    《清史稿》卷374 列传一百六十一何凌汉明确记载:道光十九年,调户部尚书。道光二十年,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安。

    由此可见,道光二十年何凌汉仙逝时他的职务为户部尚书、兼任吏部尚书。

    片中所述“卒于京城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任上”纯属肆意篡改历史。

    第八、关于“御赐何凌汉墓”,由道县县委、县政府组织的刨坟掘墓

    ……

    第九、东门村内何凌汉、何绍基等历史人物所题的楹联均为赝品

    东门村内所有何凌汉、何绍基等著名历史人物所题楹联存在误导世人的行为。如果不是何凌汉、何绍基等著名历史人物所书的真迹,按常规都应标注为“今人集字”。如果使他人误以为这是何凌汉、何绍基等著名历史人物所书的真迹,那可以认为这是对何凌汉、何绍基等著名历史人物尊严的失敬与污辱。

    目前东门村内所有何凌汉、何绍基等著名历史人物所题楹联都不是特意为东门村内多提,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些墨迹存在都值得怀疑,这样的行为构成了误导愚弄的事实。

    第十、在东门村祠堂内供奉的祖先牌位也存在虚假行为

    片中所言:“举人我们这里一个村一共中了16个,进士就中了5个。”

    关于十六位举人牌位,其中有十一位是何凌汉家族的成员,他们是何凌汉、何绍基(何凌汉长子)、何绍祺(何凌汉三子)、何绍京(何凌汉四子)、何庆涵(何凌汉长孙)、何维朴(何凌汉曾孙)、何维栋(何凌汉曾孙)、何维棣(何凌汉曾孙)、何维榗(何凌汉曾孙)、何维畯(何凌汉曾孙)、何积祜(何凌汉玄孙)。但在这十一位举人中,何维朴只是“副贡”,何维榗只是“附贡”而已,二人均不是举人。其余五位举人在何绍基的硃卷中没有记载,由此认定这五位举人与何凌汉家族没有血脉关系,故不予考证。

    在牌位中标注的五位进士何凌汉(探花)、何绍基(凌汉长子)、何维栋(凌汉三曾孙、绍基侄孙)、何钟、何文粹也存在差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就没有“何文粹”这个人中进士的记载,所以“何文粹”根本就不是进士,这又是臆造历史的实证。

    故此,片中所述“举人我们这里一个村一共中了16个,进士就中了5个”之说词存在众多不准确的历史信息。

    第十一、东门村“人才辈出”,纯属无知、虚荣驱使下的臆想

    纪录片片头所言:“一个从北方迁徙而来的普通村落人才辈出,探花、进士、举人、一品官、二品官、将军、诗人、书法家达百余人。”之说词存在众多东门村村民缺乏历史知识的臆造成分。

    仅举几例便可窥及全貌,何绍基被标称为“正二品”,实际上何绍基的品级只有六品;绍基胞弟绍京也被标称为“正二品”,实际上何绍京从未正式涉足官场,何以谈“正二品”呢?动点脑子就可以想见,一个小小的偏远村落怎可能出现“百余位”著名历史人物,21位一品官、14位二品官、三至七品85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啊。但这些不实信息通过这部纪录片呈现出来确证下来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第十二、“何凌汉、何绍基家族族系图”篡改何凌汉家族历史的铁证

    ……

    第十三、错漏百出的光绪戊寅(公元1878年)东门《何氏族谱》

    由于何凌汉(何绍基、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家族早已于1806年全家迁居京城,何凌汉本人自1806年离开道州后就没有再回到此地,回故乡最多的何绍基也仅仅返回过四次,家族中绝大多数成员均未返回过道州故居地,因为在那里已经没有了我们家族的至亲。可以说东门村村民对何凌汉家族血脉繁衍情况了解甚少,况且不是何凌汉家族成员的人士擅自编撰何凌汉家谱,历来就是何凌汉家族鄙视厌恶的卑劣行为。在何绍基的朱卷中已经明确将何凌汉立为了“何凌汉家族”的始祖,这也就是说在何绍基在世时已经将“何凌汉家族”从东门何氏家族分离出来,何绍基等何凌汉后裔也编撰过《何文安公后裔录》,所以光绪戊寅版东门《何氏族谱》是不被何凌汉家族认可的。

    另外,光绪戊寅版东门《何氏族谱》中记载何凌汉的名讳错误标记为“启楚”,这个名讳在所有与何凌汉有关的诗文中均未见使用过。在光绪戊寅版东门《何氏族谱》中也不存在“何凌汉”这三个字。可见何凌汉家族自始至终、都不认可“启楚”就是何凌汉。我们认为这是有人在杜撰何凌汉家族的血脉繁衍史。

    何凌汉家族只认可《何文安公后裔录》、《道州何凌汉家谱》等文本中对何凌汉家族血脉繁衍史的记载。其他关于何凌汉家族血脉繁衍史的杜撰与臆造何凌汉家族一概不予认可。

    光绪戊寅版东门《何氏族谱》还注明“刊于东洲草堂”,何绍基于1851年修造的“东洲草堂”仅存在了不足一年就于1852年(农历)4月至6月间被太平军全部烧毁了(见1994年版《道县志》)。有何绍基著《东洲草堂诗抄》卷二十四《鹤鸣轩》记曰:“鹤鸣轩本先公授经地,昔年(即指咸丰元年)居此。因门对东洲山,复榜曰东洲草堂并题“诗境”匾,补放翁古迹。构小轩于新买橘园之前,修谱其中,题曰“谱轩”。东厢有小池,石梁跨之,先公题“望瀛”二大字。东南方余建六角亭,题曰“环秀”。今书房各景俱毁,惟石梁及六角亭在耳”为证。这样的例证在何绍基著《东洲草堂诗抄》还能找到多处。由此可见,光绪戊寅版东门《何氏族谱》“刊于东洲草堂”纯属无稽之谈。到哪去找“东洲草堂”去啊?

    目前,在道县东门村只有一户人家是何凌汉的嫡系后裔(绍基四弟绍京嫡系),其余何姓人士均与何凌汉家族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何凌汉家族的血脉繁衍史以即将全球发布的《道州何凌汉家谱》为准,凡所有违背历史史实的撰述均视为是对尊严的侮辱。

    ……

    虽然纪录片“《品读永州》道州篇之绍基故里东门村”的长度仅为十五分钟,但其中所展露的有据可查篡改历史、臆造史实、愚弄世人的事实就多达十三处,这难道不令历史与世人惊叹吗?中国共产党所奉行的实事求是原则又体现在哪里呢?如果中华民族的璀璨历史任由个别人肆意戏弄篡改的话,哪还有什么历史事实可言?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明确强调的:“中共是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岂不是一句哗众取宠的儿戏之言?

    “强国之梦”需要实事求是、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艰苦努力才能得以最终实现;如果任由不符合历史史实的臆造与愚弄泛滥,那何以谈中华民族璀璨历史的传承与弘扬,那就更不用奢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

    写到这里回眸纪录片“品读《品读永州》”以及纪录片“张硕辅寄语《品读永州》栏目,让品读永州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各位永州领导的掷地有声、慷慨激昂的发言,不禁令人我等祖籍永州居于他乡庸碌浅薄之人感慨万千。

    何凌汉(何绍基、何绍业、何绍祺、何绍京)家族亲友会

    道州何氏家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促进会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于北京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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