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家何乔远著述考（上）

编辑：system | | 浏览量：8704 次 | 2016-11-05

晚明史家何乔远著述考（上）

钱茂伟

（宁波大学史学史研究所）

何乔远（1558～1632），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是晚明东南沿海地区一位学问大家，在当时学术圈有相当大的影响,但由于何乔远在清朝乾隆时期受到政府的有意打压，所以，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人们对之了解并不全。相当多的人只知他是《闽书》作者[1]，此外知之甚少。八十年代初，他的史学代表作《名山藏》得以在台湾影印出版。笔者在1986年曾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借读《名山藏》台湾影印本。其后，陆续积累资料，发表了《晚明史家何乔远及其<名山藏>初探》[2]。这是海内外第一篇研究何乔远《名山藏》的论文。按照大陆杂志发表论文的习惯，文章并不长，但简明扼要。这篇文章的贡献，现在看来有五点：一是从《明文海》中找到了郑之玄的《祭何老师文》，解决了何乔远的生卒年。二是大体勾勒了《名山藏》的写作背景。三是分析了《名山藏》的特殊的体例，将之定为分类体，肯定是中国史体上的一大变革。四是分析了《名山藏》的写作宗旨。五是搜集齐全了明末清初学术界对此书的正反面评价资料。由于何乔远的《镜山全集》在大陆找不到，所以此后我对何乔远的研究，一直停留于原有水平。后从《汉学研究通讯》中获悉台湾高雄市的陆军官校文史系高春缎曾经发表过何乔远史学研究的论文。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读到了从日本翻拍回的大量稀见明代文献，其中就有我一直想阅读的何乔远的《镜山全集》，这让我欣喜若狂。于是花了几天时间，翻阅了全书，将有史料价值的内容复印下来。临回大陆前一周，笔者终于读到了高春缎老师寄来的《何乔远生平及其史学研究》[3]。高兴有人出了厚达422页的专书之余，发现作者的功力有限，虽使用了《镜山全集》，但相当多问题仍发现不了。有鉴于此，决定写下这篇补考，以期进一步推动何乔远学术与思想的研究。

一、《名山藏》编纂诸问题

1、《名山藏》的始作时间

何乔远自小关注明朝历史，自称“自少年则有意闻国家典故”[4]。那么，何乔远何时正式修明史呢？陈继儒（1558－1639）称“明朝正史，则公笄仕初，遂引为己责。” [5]何乔远说“作《名山记》，自始隶于西曹时业已着手。”[6]学生林欲楫也说，万历十七年（1589）夏四月，何乔远选授刑部云南司主事，“又遍抄本朝实录，着《典谟记》、《名臣记》，号《名山藏》。”[7]这里似乎暗示，何乔远自万历十七年入西曹时，就已经着手抄实录，修《名山藏》了[8]。我曾对这种说法有怀疑，因为何乔远说得更多的是“弟自为郎以来，辄有志于作本朝一史，以垂诸后。虽不敢望子长（司马迁，前145？－前91？）、孟坚（班固，32－92），亦欲如东观记、裴松之注等书。”[9]这里明确说明，为郎以后，有志修国史。《名山藏》有几篇论，也是用“郎曰”，似乎也能左证。这个“郎”，应该是礼部仪制司仪制司。也就是说，何乔远有志修史，是在礼部工作的事，时间在万历二十一年（1393）以后。最近新材料的发现改变了我的观点。何乔远曾对晚年得意学生苏琰说：“吾年十九，已与计偕，留心斯业。读《通纪》、《吾学》诸编，多所未快。奈积书少，若中秘又未出人间。迨西曹之暇，私属笔研，未敢示人。”[10]据此，万历四年（1576）何氏十九岁中举人以后，即已关注明史。万历十七年四月入刑部工作以后，正式开始私下修史，只是不敢示人。在万历四年至万历十七年之间，有近十三年时间，何以最终选择万历十七年以后动笔修史？我注意到了何乔远谒见王世贞（1526－1590）对修史之影响。万历十六年（1588），何乔远上北京时，途中曾作《上王凤洲大司寇书》[11]，谒见王世贞。两人的交谈，相信也涉及了修明史之事。到北京以后，图书数据丰富了，也有空余时间，于是私下动笔修当代史。

2、《名山藏》编纂动机

何乔远何以要写作《名山藏》？陈继儒（1558－1639）称“明朝正史，则公笄仕初，遂引为己责，不令《九朝野记》、《永昭二陵》、《崇（从）信》之类，鬼啸神嗥，以乱朝野之公是公非。故先生立意编摹，早完大典。”[12]何乔远说：“至本朝之事，诸公前后所著，未见其佳。弟意欲令一代事功文章，巍然焕然，长存天地之间。”[13]“读《通纪》、《吾学》诸编，多所未快。”由此可知，何乔远嘉靖、隆庆时期明史专家陈建（1497－1567）、郑晓（1499～1566）、高岱（1508－1564）、薛应旗（1500－1576？）诸人所写作品不满，他想修一部更完善的国史，完美主义是促使何乔远重修国史的直接动因。从理论上说，重构是学术进步的基本规律。重构总是有诱因的，所以关键要研究重构的诱因是什么，作者反对什么，提倡什么。从当时的背景来说，司马迁风格叙述史学的复兴，是促使何乔远重新写作国史的动因。“虽不敢望子长、孟坚，亦欲如东观记、裴松之（372－451）注等书。”[14]何乔远是明朝古文复兴运动的继承者，唐宋派王慎中（1509－1559）是他的直接导师之一。

3、《名山藏》的编纂过程

万历十九年（1591）十二月，何乔远转入礼部，为礼部仪制司主事。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考满，升仪制司员外郎。同年九月，升精膳司郎中。二十一年（1593）九月，调仪制司郎中[15]。在万历十七年四月至万历十九年十二月刑部工作期间，何乔远作《狱志》。在万历二十年九月至二十一年九月精膳司工作期间，作《膳志》。这两部书，完全是部门专志。又据学生称，何氏在北京期间，“图书堆室，未尝一日去卷帙。先后刻先世安公（何安）、祜公（何祜）二集及赠公（何烔）所修家谱”[16]。由此可见，万历十七年至万历二十一年初，何乔远结社吟诗，编写部门志，出版家族文献，文化活动非常频繁，修明史活动可能有所停顿。

直到万历二十一年，因政府正史之撰修，才有大的进展。陈于陛（1545－1596）为礼部侍郎、礼部尚书。万历二十一年八月，陈于陛升礼部尚书。九月，就上了著名的修正史疏《恭请圣明敕儒臣开书局纂辑本朝正史以垂万世疏》。神宗（1573－1620年在位）接疏后，即命内阁会同礼部，详酌事宜，草具仪式。何乔远代表礼部，上了附议奏疏《复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于陛修史疏》[17]，“请发中秘之副录，裒方内之佥闻，选择士贤，责之久仕，俾合颖抽思，辑为正史矣。”[18]这可以看作是礼部支持修史的正式文档。何乔远写作此奏疏的精确时间不详，但可以肯定在万历二十一年九月至十二月间。这段时间，正是何乔远任仪制司郎中时间，而仪制司是具体负责开馆修史仪式的部门。由此可知，何乔远是陈于陛修正史议的热烈拥护者。

林欲楫曾说何乔远遍抄本朝实录，我曾对此有所怀疑。最近的新材料，证明了此事的存在。据何乔远自言：“及转仪曹，时值蜀中陈玉垒先生以发抄实录，得请。予心艳之，有同乡曹郎丁先生午庭佣抄以遗我，此《名山藏》之权舆也。向者，收拾开国勋劳，即徐、常诸公之迹，遗佚尚多，乃今犁然有始卒。”[19]由此可知，何乔远非常想抄一部《明实录》，其部下福建人丁午庭主动请人抄了一部，送给了何乔远。《明实录》抄本的得到，直接奠定了何氏修《名山藏》的基础。

由于仪制司主事洪文衡（1560-1622）“当对读，不及详阅”，受到处罚。何乔远作为他的上司，也受到牵连。按例，只要罚三个月俸就可以了，但宫廷中的太监从中作梗，加重处罚，六次修改处罚意见，最后何乔远被谪为添注广西布政司经历，时间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20]。也就是说，在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开史馆之后不久，何乔远就离开了北京。

万历二十三年（1595）六月，何乔远夫人温氏卒，旋假归。[21]据何氏本人说法“弟自去秋从粤归”[22]，说明是秋天回福建晋江的。从此，隐居不出。次年，校刊其父何烔（1506-1582）《清源文献》。万历二十五年（1597），刊刻于世。此后，“间益取《名山藏》，极意编辑。凡国乘野史、先辈文集，搜罗櫽括，得其零金碎玉，以为采撷之助，盖无日无月不易稿。凡记、志、列传种种，数十部。”[23]

万历二十三年（1595），何乔远离开政坛以后，至天启初年（1621）复出，中间有27年时间属于里居时期。这个时间，大体以万历三十四年（1612）为分界线，可分前后二期。此前，主要任务是修国史。这个时间点，大约有15年左右。这正符合前面所提“十五年山居，独撰《名山记》，成本朝一史”。这可以肯定是何乔远集中修国史的时期。“丈便中有何先辈名臣家谱奏疏，或名士文集，不吝赐之，亦可为考核一助。”[24]此可见他搜集之勤。此后，就处于不断的修订之中。对于一个民间学者，要修一部反映全国空间的国史，是相当不容易的。“废居以来，所恨僻在一隅，未及尽见我朝诸公文字，得其零金碎玉，以为采撷之助。兼之年老，难以兼日。独手，无从佣书，是以迟迟。今十己八九，第尚费那移，方成位置。”[25]这里反映，何乔远回到东南沿海福建晋江以后，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北京，图书数据信息的获取是相当困难的。再加上年纪大，精力有限，工作时间短。又得不到助手，一个人独自完成一部国史，自然是一件不容易之事。值得注意的是，何乔远修国史，不用助手，更不用“书手”。这反映出何氏是一个个性比较谨慎的人，不太相信别人，事必亲躬。下面的话，同样反映出何乔远著书的慎重态度。“承问及《名山记》，远自少年则有意闻国家典故，而又欲希古人文字，不敢了之草草，泚笔十四年于此矣。尘务经心，笔力有限，犹未脱草，何足副明指乎？”[26]为了修一部永垂后世的好作品，何乔远不断修订。结果，拖得时间太长。“所著《名山记》，记国家事者，廿余年于兹，尚未就绪。”[27]编纂了二十年时间，尚未脱稿。约到崇祯年间，学生何如源有一次取《名山藏》翻了一下。何乔远说：“此稿，犹未定。吾每喜阅者任意删改。虽未必尽合吾意，然再阅到此，合则从，不合则否，不轻意放过矣。”[28]为了精益求精，何氏希望读者不断提出修订好意见。

清代初年，钱牧斋（1582－1664）在反思明人当代史编纂得失时说：“世之通人如某某辈，皆网罗搜讨，勒成一书。俨然自命良史，亦间出以相商。仆为窃笑，亦为窃叹，终不敢置一喙也。”[29]这里所谓“世之通人如某某辈”，主要是指何乔远。“夫史事之难，不在旦夕成书，而在讨论贯穿，先理长编、事略之属。今之君子，每一操觚，辄以迁、固自命，纪传书志，信手告成，如南浔（指朱国祯）、晋江（指何乔远）诸公，徒为后人笑端耳。”[30]说何乔远、朱国祯（1558－1632）辈“信手告成”，“徒为后人笑端耳”，这个评论是相当不公正的。从以上情况可以知道，何乔远修史非常慎重。临死都不肯将书出版，正反映了他治学态度之严谨。我以为，就何乔远修史的严谨态度来说，是没有可挑剔的，钱谦益的“信手告成”批评并不正确。如果一定要批评何乔远的话，那应该是他的学术水平有限。何氏的文人意识更强，重视作品的文字技巧，而在明史专业研究上着力有限。可以说，他尽了最大的力，但水平有限，只能写出今天所见的《名山藏》。

4、关于书名

《名山藏》并不是自始至终的名称，它初名《名山记》。“若远作《名山记》，则虽有贤于幼溪数等者，且不得不入！”[31] “承问及《名山记》，……泚笔十四年于此矣。”[32] “所著《名山记》，记国家事者，廿余年于兹，尚未就绪。”[33]以上三段材料表明，《名山藏》初名《名山记》。从“学《史记》”[34]角度来看，何乔远将国史命名为《名山记》，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名山记》何时改名《名山藏》的？这个问题，前人不注意。上面两封信有“十四年”、“廿余年”词眼，如果从万历二十一年算起，应该是万历三十五年至万历三十九年（1607～1611）左右写的。也就是说，万历后期，仍称《名山记》。另外，天启初年出版《泰昌集》，庄际昌写序时，仍称“《名山记》”[35]，蒋德璟（1593－1646）也称“《名山记》”[36]。出版《镜山三集》，黄以升写序，也称“《名山记》”[37]。说明，在天启初年时，仍称《名山记》。从现有材料来看，改名《名山藏》，是天启年间的事。天启间，史家王惟俭（1567－1626？）曾问何乔远：“古之为史者，记则记，书则书，史则史，公之称斯名也何居？”何氏回答说：“乔远固陋，守其朴学，藏诸镜山之下，传诸家塾，僭矣敢冒国史之名，诒本朝三百年史局之羞乎？”[38]从这段对话来看，当时已经改成《名山藏》了。“天启中，余承乏右坊，公与祥符王损仲皆官光禄，时时过从，商略史事。”[39]考何乔远泰昌元年九月起升光禄寺少卿。天启元年六月到任。九月，升太仆寺少卿。天启二年四月升通政使司左通政。十一月，升为光禄寺卿。天启三年十二月升通政司通政。告病，加升户部右侍郎，回籍调理[40]。从时间来推算，王惟俭与何乔远同官光禄寺，当在天启二年至三年（1622～1623）之间。也就是说，天启初年，已经改名。“名山”一词，都与司马迁《史记》“藏诸名山，传诸其人通邑大都”有关，没有本质不同。这道出了当时私修史家的共同心态。修国史被认为是政府及其史官的任务，私人修国史有点越职，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

另一方面也说明，何乔远这次到北京工作时，将《名山藏》稿子首次带到了北京。朱国祯曾抄得一部，当在天启三年（1623）。大约这个时候，何乔远与朱国祯之间有学术交往。后来，何乔远与朱国祯还讨论到了《皇明史概》与《名山藏》人物选择标准的不同。“大作宽收前辈，深见老先生存心之厚。至远所收，差见其狭，亦自有说。司马迁传汉名臣，不过数人而已。必其人奇，其事奇，乃为传之。想其意，以为欲垂永久，必须严谨。至若《宋史》所修，觉为滥矣。远今所修，亦必其人置之衡石，铢两不差。余都分为小注，令人知所以不传之故，而又未尝遗之。”[41]据此可见，《皇明史概》收录人物，范围比较宽，而《名山藏》比较严。其因在于，何氏仿《史记》，只写奇人奇事。而且，必须经过历史公平秤的衡量。不合标准人物，用注小方式。[42]

《明史》述何乔远，错误较多，如作《名山藏》三十七卷[43]。1971年，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名山藏》二十册，称又名《明十三朝遗事》。这是错的。这可能是从“乔远博览好著书，尝辑明十三朝遗事为《名山藏》”[44]而来。

[1] 如（台）毛一波《何乔远与台湾方志》，《台湾风物》十五卷三期，一九六五年；侯真平《<闽书>国内版本补识》，《厦门大学学报》一九九O年第四期。

[2] 《福建论坛》一九九二年二期。

[3] 高雄文化出版社，二OO一年七月。

[4]《镜山全集》卷三二《答蔡元履比部书》，见台湾“国家图书馆”藏复印本，下同。

[5] 陈继儒《镜山全集序》，《镜山全集》卷首。

[6]《镜山全集》卷三三《答沈方伯书》。

[7] 林欲楫《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镜山全集》附录。

[8] 这个观点，后来也为邹漪《启祯野乘》卷七《何尚书》所继承。

[9]《镜山全集》卷三二《答黄绍夫中丞书》。

[10]苏琰《记何镜山著书大略》，见道光《晋江县志》卷七六《杂志下》。

[11] 《镜山全集》卷三一《上王凤洲大司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