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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system |   |  浏览量:8517 次  |  2016-11-06

    晚明史家何乔远著述考(中)

    钱茂伟

    (宁波大学史学史研究所)

    199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与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了《名山藏》影印本,1999年,《四库禁毁书丛刊》也收了此书[1]。最近,福建人民出版社也将出版张德信标点本[2]

    5、关于《世庙四谏官记》、《大礼记》、《文皇佐命三臣传》、《四朝幸阉记》、《逆藩三记》

    根据高春缎介绍,何乔远还有《世庙四谏官记》、《大礼记》、《文皇佐命三臣传》、《四朝幸阉记》、《逆藩三记》五卷书。此五书各一卷,抄本,见于《手抄本秘册丛说》第一三一种,《世庙四谏官记》为第二册、《大礼记》为第十三册、《文皇佐命三臣传》、《四朝幸阉记》、《逆藩三记》为第十四册。没有序。《手抄本秘册丛说》现藏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3]

    这可是未见前人著录、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之外的事,让我倍感好奇。惜高春缎仅根据《明史》等资料,介绍了相应的事件与人物内容,没有作出实质性研究。我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调阅了这部书,亲自作了一番探索。

    经翻阅发现,高春缎的介绍,有些错误。第一,此书不叫《手抄本秘册丛说》,乃称《秘册丛说》,朱丝栏钞本。第二,著录方式,不是“第一三一种,第二册”、“第一三一种,十三册”,而是直接用第二册、第十三册、第十四册。此书共135种,136卷,23册,没有统一卷帙,更没有统一种数。第三,有遗漏。翻《秘册丛说》目录,发现除了以上五篇外,尚有《高道记》、《本士记》、《艺妙记》各一卷,也题“晋江何乔远”,收于第七册。第四,没有实质研究。因此可以肯定,高春缎的研究是相当浅显的。

    《秘册丛说》未注明抄录者与抄录年代。据笔者研究,此书主要汇集历代杂史而成,最迟的是清代张复《黄河考》一卷,谷应泰《国本纪》一卷、《宁夏变纪》一卷。张复《黄河考》成书年代不详,谷应泰卒于康熙初年。由此来说,此丛书的最早年代是清代康熙初期。

    何乔远这八卷书,不曾见他自己、学生、儿子们及后人的著录,何以突然会跑出来?粗看一下八卷书的形式与内容,发现与《名山藏》十分接近,于是,我决定从比对《名山藏》相关内容入手。经比对,发现:

    《世庙四谏官记》,见于《名山藏·名山藏·臣林记·嘉靖臣六》,仅至海瑞卒,删“居久之,左都御史吴时来卒而得谥礼部郎中”以下一段话及“郎曰”。

    《大礼记》,《名山藏》[4]有《开圣记》。这一篇,除了简单提到朱元璋的祖先之外,绝大部分内容讲嘉靖皇帝的生父睿宗献皇帝事迹,我猜想与此有关。经比对,《大礼记》内容比《名山藏·开圣记·睿宗献皇帝》少前面“睿宗献皇帝……薨二年而正德十六年”,直接从“武宗崩”开始,到“上食如奉先殿云”,后省“臣乔远曰”一段评论。

    《文皇佐命三臣传》,经比对,姚广孝、金忠见《名山藏·臣林记·永乐臣一》,而袁珙传则见于《方技记》。其中,《文皇佐命三臣传·金忠》仅至“终尚宝卿,年八十余卒”,下面一段话被删除。

    《四朝幸阉记》,见于《名山藏·宦者杂记》,有王振、刘瑾、汪直事迹,惟缺魏忠贤事迹。

    《逆藩三记》,见于《名山藏·分藩记》汉庶人、庆靖王、宁献王,中有汉庶人、安化王、宁王三人事迹。“汉庶人”到“须臾,诸子皆死”,后面一段删除。“安化王”节自“庆靖王”中“真鐇……送之应该京师,赐死”一段。“宁王”节自“宁献王”中“宁宸濠即位”,至“天子既至通,赐庶人自裁,燔尸扬灰”一段。

    《本士记》,与《名山藏·本士记》相比,缺前面小序。

    《高道记》、《艺妙记》,与《名山藏·高道记》与《名山藏·艺妙记》相同。

    第七册中尚有《王享记》,与《名山藏·王享记》名称相同。但经比对,发现内容与《名山藏·王享记》不同,且作者题“高岱”,因此,可以排除。再经比对,知此《王享记》乃高岱《鸿猷录》卷六《四夷来王》的改名。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以上八卷是从《名山藏》辑录出来,可以说是《名山藏》的衍生品。至于其辑录者,可以排除何乔远本人。一则本人做单行本偏向增加内容,而他人则喜欢删削内容。二则收录了何乔远卒前四年倒台的天启间大宦官魏忠贤传记。《名山藏》下限及于嘉靖朝,自然没有魏忠贤事迹。《镜山全集》中也没有魏忠贤传记资料,《四朝幸阉记》中的魏忠贤传记数据显然是来自其它数据。以上八卷内容,名称与《名山藏》不同,又不见他自己、学生、儿子们及后人的著录,由此,可以肯定是清朝人辑录的。

     

    二、《名山编年》

     

    何乔远作《名山编年》一书,由于不传于世,后人鲜曾留意[5]

    《名山编年》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史书?据学生讲,“又数年以来,欲汇列朝实录,纂为编年”[6] “如向所注《名山藏》者,尚苦未备,当嗣为之。远归田不问家人产,窃私淑老先生,文酒之余,将实录删为《编年》,采众小说,集合其中。” [7]由此可知,《名山编年》是根据《明实录》而作的一部编年体明史。同时,参考群籍。这有点类似于谈迁作《国榷》。

    何氏何以要编纂《名山编年》?有人问何乔远,既有《名山藏》,为何又编一部《名山编年》?何氏回答说:“国典也,朝章也,我列圣之德与其政治也,士大夫之德之才与其行事。用之当年,施之后世,以为不刊之典;着之擘画,以为人存之策也。志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苟留意于斯矣,小大奚择焉,不贤奚辨焉!”[8]这是何氏替《名山编年》写的一篇引语,但阅读全文,只是说明实录记录了国典与朝章,有独立传世价值,并无法了解何氏创作的确切意图。倒是给别人的信中讲得明白:“鄙意,欲将《名山藏》学《史记》,《编年》学《左传》。然愚公之志故如此,今太行之山何曾缺一角耶?” [9] “左氏成传,厥有国语,吾志欲俪二书。”[10]结合以上两段材料,可知何乔远修史分两个阶段,第一步是修《名山记》,第二步是修《名山编年》。前者学《史记》,为综合体;后者学《左传》,为编年体。按照常规程序,先成编年,后成纪传,如谈迁(1594-1657)。而何乔远反其道行之,原因何在?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何乔远修《名山记》时,没有充分使用《明实录》。完成《名山藏》后,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于是决意另成《名山编年》。

    何乔远何时动手编纂《名山编年》?由上面“数年以来”可知,何乔远值临终前几年才开始将《明实录》删为《名山编年》。据记载,崇祯三年(1630)三月,缘病,回籍调理。四月自南京出发,沿途参观了不少古迹,八月底才到达家里[11]。约九月开始,“益取实录,掇仁、宣二庙。至腊月,脱稿。廿日,犹呼舅悌(何乔远长子何九云)至前,令较订也。”[12]十二月二十二日,何乔远谢世。也就是说,临终之前,完成稿子。这里不太清楚的是,所谓脱稿,是完成全书抑至仁、宣二朝?门人郑道圭的话可以释疑,“又以左氏成传,厥有《国语》,更取先朝实录,纂为《编年》。犹删订仁、宣二庙,而公绝笔矣。”[13]由此可知,何乔远真正用于《名山编年》的时间,才四个月。这期间,每月初三、初八日,还要参加泉山书院的会讲活动[14]。再加上年事高,体力不支,何氏发出了感叹:“著作大业,造次未得详悉,安得写手十余,抄而藏之于家?” [15]他希望雇佣十多个“写手”协助自己编纂《名山编年》,但已经晚了,何乔远仅得编纂到仁、宣两朝,就撒手人世。

    《名山编年》在正式定名时,改为《编年录》[16]。《名山编年》何以不传于世?崇祯十三、四年刊刻何氏遗书时何以没有同时刊刻?由以上情况可知,《名山编年》没有全部完成,这是当时没有刊刻的主要原因。

     

    三、《闽书》与《志稿弃余》

     

    1、《闽书》

    在何乔远集中精力修国史的时候,中间又接受了地方志的撰写任务,先纂府志,后修省志。万历三十八年(1610),巡按御史陆梦祖(瑞亭)决定修福建省志,聘林烃主纂,何乔远、林材、董应举诸人与修。“陆公寻得代去,不果为。” [1]苏琰称:“当巡按山阴陆公以《闽书》托先生也,意欲于三山授室,而招致八州文学之彦,分曹禀仰于先生。先生曰:‘腐令之书,单出一手,吾不欲假长于众而博总裁之名。且阅岁经年,糜有司之饩,非吾愿也。’督学慈溪冯公为之搜讨郡邑记载,泉守阳公为之置抄誊书役。亡何,诸公先后去,诸役尽辞归。凡续购遗书,或搨摹志刻,笔纸膏油、行脚之费,子弟亲友、小史家僮几案之劳,其所支给,地方官府未尝过而问焉。”[2]结合以上两段材料,可知福建省志的编纂,陆梦祖开始的设想是官修,用聘任制,何乔远的聘礼是“二十余金”。不久,陆梦祖工作调动,省志工作实际没有展开。按惯例,修省志之前,先修各郡之志。何乔远参与了万历《晋江府志》的纂修工作,“五阅月,杀青”[3]。至万历四十年(1612)冬,各府县志陆续修完,提学副使冯烶(景贞)决定动工修省志。经过考察,冯烶认为何乔远是一个“颇好读书”的学者,能担当修省志重任,决定请何乔远总裁。何乔远虽接受了修志之任,但反对集体修志,要求个人修志。他认为集体修志,既花钱费时,又质量不保证。冯烶同意了何乔远的要求,于是下令将“诸州县志草”[4]全部送到何乔远家中,鼓励说:“子其成之。”[5]晋江知府也提供了一些人手,供何氏差遣。何乔远坚持独立修志,这种独修方式,也就意味着拒绝其它人的参与,自然引发不少矛盾,其它与修人员纷纷离开,最后可能连帮忙人员也走了。“柰敝处之人,眼孔如针芥,既不下手,止图贬摘,破坏成事。然此一二公,今亦安在矣!”[6]那些对此有意见的福建士大夫,纷纷在旁边指手画脚,干扰省志编纂工作。何乔远“岁佣书手二人,如在官之禄而饩。门下士二三人职其较雠”[7]。据介绍,协助何乔远修省志的,主要是学生黄鸣晋、王有栋等人[8]。另外长期聘请了两个抄写员。抄写员薪水、纸墨之类办公费,全部由何氏个人出。“给散写手,供给饭食,鬻买纸笔,费以百余金。”何氏个人收入,又主要来自稿费之类,自己省吃俭用。“他笔札费无算,皆师以问遗润笔诸所入,裁家用给之,无分毫糜官帑。”[9]何乔远“尽取八郡一州五十七邑之乘而遍阅之”,前后五年,稿经五六易,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春,论次成书。何乔远修省志,基本是私修性质。所以,他将修志性质定为定为“私书”,最后命名《闽书》,而不是“福建省志”。“

    《闽书》修方志方式与体例的独特性,引发不少争议。先是公书与私书之争。何氏认为:“若以为公书,则当从诸公之后,坐官局,食官饩,而后谓之公书。”[10]而他修《闽书》,人手与纸墨费都是由他个人提供的,他仅在开始时接受了二十余而已,所以,应为私书。

    《闽书》体例的争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不为朱熹立世家。“而为诸公所不喜者,莫如不为朱文公立世家。鄙见以为,既立世家,则须立道学一门。有道学一门,则必有政事门,有文学门,有孝友门。旧时立此门者,多是迁就其词,则何道学之无政事,何政事之无文章,何文章之无孝友。若贵省方志,则且老子、韩非同传矣。盖作者自有意,亦自有体也。其余收采之不惬人意者尚多。然我公问及,不敢隐丑。”[11]

    其次是立《我私志》。《我私志》述何乔远家族历史。“至于《我私》一志,则此书明是一家私书也。若以为公书,则当从诸公之后,坐官局,食官饩,而后谓之公书。……太史公自序而及其父谈,班固自序而及其父彪,私书也。欧阳文忠修《新唐书》,不自序也,元脱脱修《宋史》,不自序也,公书也。父祖有善而掩之,是不孝也,是以有《我私》一志也。”[12]何氏认为他修的《闽志》是私修作品,所以,可以仿《史记·太史公自序》等而作《我私志》。

    其三是不立奸邪传。蔡五岳取看《闽书》后,问:“子何不为奸邪立传者?”何乔远回答说:“闽中奸邪,第蔡确、蔡京、吕惠卿、章惇、黄潜善数人,《宋史》己备,后世共知。不佞有乡先辈之谊,不用更加诋毁。且奸邪一局,亦未易当也。我朝来,夫岂无人?第恐奸不成奸,邪不成邪,无足继有宋诸公之后者。即有之,其子孙尚在,见之不怪而怒者鲜矣。如此而徒有打死虎之名,故不为也。”蔡五岳“殊然其说”[13]

    何乔远本人对《闽书》成一家之言,颇为自豪。“乔远今此书,窃附《益都耆旧》、《华阳国志》之意。”[14]由此可知,他是以继承《益都耆旧记》、《华阳国志》自任的。“郡国志书,不过一大家乘耳。必责备求全,则遗者众矣。前人不过就志修志,远今博采府州县志,凡有列在名宦者,一概收录。至于道德、文章、政事等项,原无甚分别。强立此名,乃影响其人以就之,尤为虚用其心。远今一县归一县,散之则为各县之志,合之则为通省之志,似较了然。至赋役之事,远修郡志时,鄙意亦欲仿《平准书》,作一篇直叙之,缘有同事者在。”[15]由此可知,《闽书》编纂过程中,参考过众多数据,超过官修的画样文章。且在体例上也有所发展,不强分类,且用组合式,“散之则为各县之志,合之则为通省之志”。《闽书》出版后,得到了一些人的肯定。“《闽书》何从见之?所云严而核,详而不滥,虽知虚褒,然心亦以为当论。所恨闻见不多,《闽书》既成之后,尚有许多古迹,许多好人,不及详之也。方知著作一事,古人所难,良以此耳。”[16]由于篇幅有限,所以,尚有“许多古迹,许多好人”不及列入写进,这是何氏本人引以为憾的。

    《闽书》成稿后,得新任巡抚同意,出资抄录一部,知道的人不多。当时,叶向高(1559-1627)与朱国祯非常关心此事。“《闽书》为之七年而就,出示诸公,多不之喜,惟唐福相公许可其书,以为收之详而取之恕,在闽言闽,或庶几焉……书凡五十余本,去岁,携入福唐,福唐公随被留抄,今方寄到十八本。想彼海上佣书之人不甚备。”[17]据此,叶向高读《闽书》且命人抄录一部,时间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阅后,叶向高替《闽书》写了序。后来,浙江的朱国祯也关心何氏此书,“承问《闽书》刻未,此书远费心七年,时有相知当道,亦举以相托。……《英旧志》一时未便得遍录,零星六本寄往。《张半洲传》及《我私志》,具抄上。倘私家有小善,可以采略,望老先生不弃也。”[18]

    苏琰称:“其着《闽书》也,托始于万历壬子,而告成于天启丁卯,中间十有六年,独手成书。” [19]丁卯为天启七年(1627)。据此,万历四十四年成稿后,何氏不断有所修订。崇祯元年(1628)三月,熊文灿出任福建巡抚。因苏琰的推荐,熊文灿对《闽书》有兴趣,借来一读,肯定了何氏的工作,决定资助出版,惟要求何乔远补写万历四十四年至万历四十八年之事,“以成神庙一朝终始”[20]。崇祯二年,完成补修工作,共一百五十卷,郑之玄作了序,开始刊刻工作。崇祯四年(1631),熊文灿作序,全书正式传播于世,书版留在藩司库中。在刊刻的过程中,官府也增加了一些传记。据苏琰记载,早在崇祯三年冬,他曾索得尚未公布的全书一观,发现“越三年,间即有搀入传记,如紫乱朱,今琰颇能别之。其书加于通志之旧者,为前帝志,君长志,及乎韦衣闾巷之命名节取,视昔为详。乃若缙绅之籍,当未就之日,先生绝不示人,多携于山水游眺之余,自笔自窜,临刻而始登木,其意深可会也。中有存其名而略其事者,故揣杜、张之意。琰举以质先生,先生曰:‘吾存其实于所必存之事,而不于本传夸详,盖讳而不没,或有谅我云耳。’所胪列乡里前辈,俱在易名之后。而今已有就库司之本搀入其中,点污成书,必招后谤。琰兹拈出,观者自能知之。”[21]

    2、《志稿弃余》

    何氏在方志学上的另外一大贡献是,编纂了副产品《志稿弃余》12卷。“余修《闽书》,始于辛亥之冬,终于丁己之秋。其始患收罗之不广,既又虑删择之不简,又虑搜括之未详,既又虑字句之未精。或别立一例,或别更一体,稿凡六、七易。纸之弃者,或翻其背以起草,或付之裱以护书,或以窒壁穴,或以护窓檽,或捻以为钉,或重以覆瓿。秽者以楷拭,杂者和灰以泥。古人有爱惜书者,而吾不尔,恶其不尽用也。兹稿盖仅存,而又复欲弃之者。书记张子曰:‘公幸留之,可以稽脱误,可以防佚失,且以见公用心之苦,下笔之劳。’予曰:‘为我汇之。’尚得十二卷。学医费人,著书费纸,讵不信哉!……”[22]这有类似今天的修志外编。在修志之后,将无法采用而有史料价值的数据汇编成册,这无疑是一个好办法,值得今天的修志者效法。惜此书今不传。

     

     

    [1] 韦祖辉《明何乔远<名山藏>的史学价值和版本问题》,何龄修等主编《四库禁毁书研究》,北京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2] 张德信《何乔远与<名山藏>》,田澍等主编《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二OO七年。

    [3] 高春缎《嘉靖四大谏官――三杨与海瑞》(《黄埔学报》第三二辑)、《经史双融,理事无碍――史家何乔远著述考》(《黄埔学报》三七辑)没有注明《秘册丛说》的收藏单位,后来出版的《何乔远生平及其史学研究》参考书目才注明收藏单位。

    [4]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四六~四八册。

    [5] 笔者撰《晚明史家何乔远及其名山藏初探》(《福建论坛》一九九二年二期)、台湾高春缎《经史双融,理事无碍――史家何乔远著述考》(《黄埔学报》第三七辑,一九九九),皆未涉及。

    [6]林欲楫《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

    [7]《镜山全集》卷三四《再答朱相国书》。

    [8]《镜山全集》卷二九《名山编年引》。

    [9]《镜山全集》卷三四《再答朱相国书》。

    [10]林欲楫《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

    [11]林欲楫《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

    [12]林欲楫《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

    [13] 郑道圭《拟请谥恤揭》,《镜山全集》附录。

    [14]林欲楫《先师何镜山先生行略》。

    [15]《镜山全集》卷三四《再答朱相国书》。

    [16] 《何镜山先生小传》,见《镜山全集》附录。

     

    【来源:钱茂伟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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